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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人才培養須走出自己的路

      發布時間:2018-7-2 16:32:00  來源: 瀏覽量:  【 瀏覽字號:   【打印本頁】 【關閉

      編者按

        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真才實學。學生在大學里學什么、能學到什么、學得怎么樣,同大學人才培養體系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大學硬件條件都有很大改善,有的學校的硬件同世界一流大學比沒有太大差別,關鍵是要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養體系。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進行了若干重大領域改革,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同時也存在一個事實,那就是與高等教育其他領域改革相比,高校人才培養仍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的短板。高校如何在人才培養上有大建樹?本文作者對當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進行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讓我們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區”,人才培養體系必須立足于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來建設,可以借鑒國外有益經驗,但必須扎根中國大地。

        1.大學人才培養成為短板

        前不久,我去世界衛生組織,見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干事。他說世界衛生組織有7000余雇員,但中國雇員只有40余人。目前,中國每年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費大約2500萬美元,從2018年開始就要交5000萬美元。但是,我們交的錢和派出的人數相比,是典型的“代表性缺失”。他還說在100余個世界上的國際組織中,中國基本都存在“代表性缺失”的現象。他認為我國選派不出高水平的人在國際組織任職,關鍵就是人才培養質量有問題。反觀日本,自二戰之后共產生2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本科全部是日本本土大學畢業,在國外讀碩士的只有2個,在國外讀博士的只有3個,這反映了日本大學人才培養的競爭力。

        無獨有偶。過去三年,我有幸參加了國內六所“985工程”高校的審核評估。教育部評估中心對這一輪“985工程”高校的審核評估,采取了一項新舉措,即邀請外國學者參加。這些外國學者大部分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或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日本。這些外國專家幾乎都是第一次參加我國一流大學的審核評估。在深入考察和評估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我國“985工程”高校的硬件已經是世界一流,其條件之好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讓他們感到震撼和羨慕。然而,當這些外國學者深入到教學第一線聽課、召開學生座談會、調閱各種教學文件時,他們又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一流大學的本科人才培養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無論是在教育理念、培養模式和教學手段上,都還存在差距。最為突出是學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維、基礎不夠厚、口徑不夠寬、跨學科程度弱、國際視野不足。

        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副校長在某大學評估反饋會上的發言。他說:“貴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領袖人才、創新創業人才,這種遠大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一流大學應有的擔當。但不知貴校是否考慮過在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之后,當中國對于世界更為重要時,貴校今天培養的人才能夠引領世界嗎?”他的話讓我非常震驚,在我的認知里,至少我還沒有這種意識和準備,或者說國內一流大學的管理者似乎還都沒有想過這個話題,都還沒有想到如何讓我們的學生具有治理世界的能力,更沒有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提前做些準備。在我們的思維方式里,為國家培養人才是天經地義,為世界培養人才為時尚早。可是西方學者已經想到了這個命題,并且成為十分關注的話題。僅從提出這個命題的角度看,我國一流大學人才培養的觀念明顯缺乏超前意識。今天在讀的大學生,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二三十年后,當他們到了40歲至50歲的時候,我國有可能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我們今天培養的人才,無論是視野還是能力,顯然還不具備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另一個足以引人深思的問題,是外國專家對中國大學課堂教學的觀察。2016年,在某大學評估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校長在聽了幾節課之后說,她非常不理解為什么在中國一流大學的課堂上,學生與教師的交流互動如此缺乏,基本上是教師講學生聽,此種現象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批判能力?當我們問她什么是好的課堂教學時,她給的答案是:大學課堂教學有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安靜(silence)”,即課堂上很安靜,學生不發言;第二重境界是“回答(answer)”,即老師課堂上提出問題,學生們只回答對或不對,是或不是;第三重境界是“對話(dialogue)”,即老師與學生之間有一定的互動;第四重境界是“批判(critical)”,即學生會對老師的講授內容提出質疑;第五重境界是“辯論(debate)”,即學生與老師互相反駁。雖然在審核評估專家聽課時,課堂的教學效果比平常好,但顯然與外國學者希望看到的還有很大差距。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眾多,這些外國學者也給出了部分答案:即我國的一流大學對科研的重視遠遠超過教學,我國的一流大學普遍還沒有感受到人才培養的壓力,還沒有深刻體驗到人才培養的重要性。誠如芝加哥大學副校長在某大學反饋會上說:“我相信中國一流大學的科研指標在國際社會的各種排名榜上會持續上升,但是中國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不同步。一流大學必須認識到,當其科學研究達到一定水平時,人才培養就成了核心競爭力。”他們普遍建議:在中國一流大學的硬件已經得到明顯改善后,必須要重視人才培養,只有在人才培養上具有引領的大學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學,才可以稱得上是一所卓越的大學。一位幾次參加評估的外國學者指出:中國的一流大學在人才培養上似乎有許多亮點,但很多是在模仿國外大學的做法,沒有中國本土文化特色。盡管這些外國學者對我國一流大學人才培養上的評價有些尖刻,但指出要害,具有深刻的警醒意義。

        2.對我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反思

        前不久,廈門大學迎來了教育部口腔醫學專家組,考察學校是否具備舉辦口腔醫學專業的條件。在匯報過程中,匯報人經常會用“牙科”這個概念,該組長糾正說,在中國,這個專業不能叫牙科,只能叫口腔醫學。問她為什么,牙科和口腔醫學有什么區別?該組長以“掃盲”的口吻說:牙科是歐洲和北美的稱謂,口腔醫學是前蘇聯的稱謂,這一提法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就已經明確。

        事實上,不僅僅在口腔醫學,在我國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許多稱謂和制度設計都來自前蘇聯,例如專業、教學計劃、教研室等。但是今天,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步伐不斷加快,人們發現很多過去習以為常的概念,在翻譯時似乎很難找到與之完全對應的英文單詞。以“專業”這一概念為例,翻譯成英文可以有“profession”“major”“minor”“Specialization”等不同譯法。不僅僅在稱謂方面,在對外交流中,很多高校在自我介紹時,常會亮家底一樣提到學校有多少個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多少個國家重點學科、特色學科。這一介紹有時會讓國外專家很不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不同頻道?此種現象既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階段性有關,也與我們對高等教育理解和認識有關。其中,前蘇聯教育模式的痕跡和慣性是一個重要原因。

        回眸歷史,上個世紀50年代,在前蘇聯專家指導下,我國高等教育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造。這種改造從宏觀管理體制到微觀教學領域,幾乎無所不在。宏觀上說,從大規模院系調整為切入點,形成部委舉辦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對接國民經濟發展需求;在中觀高校內部管理體制上,建立了學校—系—專業—教研室的教學組織體系;在微觀教學體系上,課程設置、教學大綱、教材直接采用前蘇聯藍本。可以說,前蘇聯教育模式奠定了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們熟知的高校組織架構、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進度表、教學工作量制度、教學編制等眾多最為基本的教學管理制度,都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形成的。盡管改革開放后,我國大學的組織架構和人才培養模式不斷改革,但在人才培養和教學領域深處,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其中兩個方面尤為明顯:一是高度集權的計劃模式;二是高度專門化的教學體系。

        其一,根據有計劃按比例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的思想,1954年,我國參照前蘇聯高校的專業目錄制定了第一個國家專業目錄《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分類設置》。這一專業目錄問世后,經過歷次修訂,不僅成為高校設置專業的指南,同時也是國家制定招生計劃、就業計劃的重要手段,也成為高校配置資源、安排教師、課程、建立實驗室的依據。這樣,專業目錄從原來的知識分類變為行政管理手段。其二,為了迅速高效地培養行業急需人才,全國以專業為單位,推進統一教學計劃、統一教學大綱、統一教材,甚至統一教學管理,由此在全國高校形成了非常一致的專業教育模式。而在高校內部,以專業為單位建系,以系為單位組織教學和管理,形成了專門化的教學體系。從二者關系而言,專門化教學體系適應了當時集權計劃經濟的發展需求,而集權的計劃模式又強化了專門化教學體系。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窮國辦大教育的國家,高度計劃的專業教育模式無疑培養了一大批各行各業的急需人才。但當社會經濟體制從計劃模式轉向市場模式,并且市場在資源配置將起決定性作用時,當我國正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目標時,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模式和過于專門化的教學體系,就會顯得與現實有諸多不適,這些不適需要從源頭上進行反思:

        首先,我們要反思人才培養的目標。過去一直強調培養高級專門人才。但在我國社會轉型、產業升級、提倡創新的大背景下,我們正在面對大學生所學專業與就業職業的匹配度不斷下降的現實,尤其是在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強調專業與就業的完全對口?還是說需要從終身教育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問題,調整與改革專門化教育的目標與模式。

        其次,我們要對專業體系進行反思。從某種意義上說,專業體系是學科知識體系的一個“橫斷面”,需要從不斷變動的學科知識體系截取相對成熟的知識體系組成專業。對于一個科技文化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依賴于一種相對穩定的專業分類,對于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無疑起到穩定和保障作用。相反,當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且需要突破時,就不能完全被人為的學科專業體系限制。特別是在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發展推動下,新興學科專業、交叉學科的強勁需求已經對傳統專業模式提出挑戰。這種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固守某些傳統,還是需要回歸學科專業之本來面目?

        再次,我們要對教學過程進行反思。傳統專業教育模式說到底,就是把教師安排到各個專業生產線,并以集約化的班級授課進行知識傳授。但在今天,學生的多樣學習需求以及知識傳播方式的多樣化,使這種傳統的知識導向的傳授方式已經暴露出它天生的缺陷。因為今天社會需要的是一種能力標準,一種盡快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是一種增值的價值觀。這種轉變,需要大學給予學生更多的個性化幫助,需要整個課程體系與教學過程轉移到學生的能力與素質的培養上。

        最后,我們要反思大學的組織體系。基于大學的基本職能是人才培養,我國高校在學習前蘇聯模式的過程中,建立了學校—系—專業—教研室為基本框架的教學組織體系。但在今天,在強化科研的過程中,大量新型的科研組織不斷涌現,而傳統基于人才培養為根基的教學組織在不斷被侵蝕、弱化、甚至邊緣化,這一變化使大學的功能日益多樣和復雜,而人才培養的這一基本職能卻遭到不斷“撕裂”甚至被遺忘,新型教學組織的建立已成為當務之急。如何不忘初心、回歸大學根本,從根基上重塑現代大學教學組織和制度,這既是一個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基本價值判斷。

        3.走出一條屬于自己、影響世界的路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我國大學人才培養一直試圖突破前蘇聯體系。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后來的院校合并,解決了單科性大學以及中央部委舉辦行業大學的弊端;高校招生就業體制改革推動了高校面向社會和市場辦學;高校內部進行的校院二級管理體制改革,為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奠定了外部條件。與之相伴隨的改革還有大類招生、分類培養、主輔修制、拔尖計劃甚至設立本科生院等等。但客觀地講,盡管高校在外部管理體制、招生就業體制發生了較大變化,但在人才培養的這一根本問題上,高校推進的許多改革都是原有體系上修修補補,都沒有跳出原有的“蘇聯模式”,沒有從根本上撼動原有的教學體系。

        以學分制為例,我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學分制改革,但時至今日,學分制僅僅是作為一種制度形式存在,并沒有真正觸及學分制的本質,即學習自由:包括選課自由、選專業自由以及選擇學習進程自由。根據我們課題組對全國718所高校不完全統計,各高校學生轉專業人數占在校生人數平均不到2%,占招生數的比例也只有7.4%。根據對全國820所高校畢業率和學位授予率的統計,兩者分別平均達到了97.75%和96.90%。而與美國高校相比,排在前5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畢業率平均只有89.7%,而排在51至10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畢業率平均只有56.2%。當然,如此之低的畢業率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教育大國不一定合適,但是,如此之高的畢業率和學位授予率也不是學分制要達到的目標,這只能說明我們的學分制還只是“皮毛”,并沒有真正給學生自主學習這一核心內涵。又如,多年來一直倡導寬口徑、厚基礎,但實際上,高校學科專業的壁壘依然存在,專業設置越來越細,課程開設越來越專,課程結構越來越僵化。究其原因,乃是在計劃思維下,學科專業體系已經變成一種行政體系、一種資源配置體系、一種學術組織體系。這些例子說明,盡管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用人環境在變化,高等教育招生體制在變化、就業體制在變化、宏觀行政體制在變化、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在變化,但是我們的人才培養、教學計劃、課程方案,尤其是大學課堂的教學模式卻相對滯后,或者說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之所以未能發生變化,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外,大學自身發展的歷史慣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回顧我國高等教育百年史,我國大學在辦學上既受歐美大學的影響,也受前蘇聯體系的影響。因此在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進程中,就出現了大量兩者混用的現象,例如,重修制度是學分制一個重要特征,補考是學年制的另一特征,但在我國,在一所大學里會出現既有重修又有補考的并存現象。孰知,北美的教育模式與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這一現象說明,傳統習慣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常常制約或束縛著人才培養的創新與發展。由于我們的老師都是在前蘇聯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的,我們也自然地傳承這一模式,以至于我們忘了自己被禁錮在這種模式中而形成歷史慣性。這種歷史慣性包括:課堂教學慣性、專業教育慣性和學科教育慣性。這種慣性已經被模式化和固化,且進入了集體無意識狀態。今天有相當一部分老師從進入大學起,就被綁在某門課程上,被綁在某個專業上,被綁在某個學科上。當一個大學老師被緊緊地綁在一門課程、一個專業或一門學科上時,這個學校的水平,這個學科的水平,這個專業的水平,包括這個老師的水平,就很不容易得到促進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說,走出大學人才培養的歷史慣性,就是要跳出“前蘇聯模式”,走出我們自己的、適應中國人才培養目標的模式,這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教育強國的大勢所趨。

        當然辯證地講,前蘇聯模式給我國大學教育留下了許多寶貴財富,例如教研室制度、實習制度等等。所以跳出這一模式并不意味著拋棄一些優良傳統,然而與此同時,我們更希望在改革進程中必須深刻認識這些歷史慣性對于人才培養模式的負面影響。

        追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我們必須了解到,作為后發外生型發展模式的中國高等教育,過去也一直倡導“中體西用”,希望走自己的路,有著自己獨特的人才培養制度。雖然在國家相對落后的背景下,大學更多采用了一邊倒的全盤接收,但在國力強盛,中國要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的今天,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的人才培養模式,并走出自己的道路。

        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看,一流大學對世界的高等教育影響不僅僅在科研方面,更能體現引領世界潮流的,往往是教育思想的引領和與之相應的教育制度創新。其中典型的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書院制,哈佛大學的選課制,德國柏林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相比之下,我國自啟動“211工程”和“985工程”以來,科學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視,且收到了顯著效果。但人才培養似乎始終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短板。僅從當前國內一流大學招聘人才的要求來看,幾乎都聚焦在具有留學背景的海歸身上,盡管人們也在反思一味追求洋標準的負面影響,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流大學對自身人才培養的不滿意,或者說不夠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礎。今天當我國高等教育面臨著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隨著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的未來,我國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一條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大學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適合自己的現代大學教育制度,其中最為迫切、列在首位的是大學須走出人才培養的歷史慣性。這一歷史任務不僅需要大學意識到自身的軟肋和不足,還需要整個高等教育戰線的自我覺醒,培養引領世界的人才必須跳出原有的人才培養體制與模式,這是我國大學人才培養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總之一句話:大學必須守住人才培養這個根。

        (作者:鄔大光,系廈門大學副校長,廈門大學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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